整理父亲遗物时，我翻到那顶磨得发亮的草编渔夫帽——是他退休那年在南澳买的，帽檐上还沾着几点没洗干净的海盐。他生前总说，等走了不要埋在土里，要把骨灰撒去海里，“我打了三十年渔，海是我的老伙计，得回去跟它作伴。”这句话像根细弦，轻轻拽着我开始琢磨海葬的事。
一开始完全摸不着头脑，先打深圳市民政局的海葬咨询电话，前两次都占线，第三次通时接线姑娘的声音裹着暖意：“直系亲属需提前15天预约，带齐死亡证明、亲属关系证明、骨灰存放证和家属身份证。”挂了电话我赶紧翻抽屉，把父亲的证件归拢好，唯独亲属关系证明差点漏——我和父亲户口本早分开了，得去社区开。社区阿姨听说是办海葬，一边敲章一边念叨：“你爸以前常来下象棋，棋艺比我家老头好十倍。”字里行间的温度，让我鼻尖发酸。
到民政局现场确认那天，窗口大姐戴着黑框眼镜，翻资料时手指轻轻点着骨灰证：“编号要写全，兄弟姐妹到场都得签字。”她还递了张手写纸条，上面的字歪歪扭扭却贴心：“海上风大穿薄外套；带点老人喜欢的小物件，比如他常喝的茶；结束领证书和纪念墙的花。”我把纸条叠好放进包里，像揣着份稳稳的安心。
仪式定在周四清晨。我们揣着渔夫帽赶到蛇口邮轮中心，已有十来个家庭在等——有人抱着老人的照片，有人攥着旧手表，空气里飘着淡淡的香烛味却不压抑。工作人员发了号码牌和小白花，登船时风裹着咸湿气息扑过来，我摸了摸口袋里的帽子，想起父亲以前总说“海边的风是活的，能闻出鱼群的味道”。
船行四十分钟到指定海域。广播里的声音很轻：“请家属按顺序到甲板，轻轻撒下骨灰与遗物。”我捧着淡蓝色骨灰盒——像父亲生前穿的衬衫——走到栏杆边。打开盖子的瞬间，细碎骨灰被风卷了一点落在手背上，突然想起他以前帮我拍掉肩上的头皮屑，说“小丫头这么大还不注意”。我把骨灰慢慢倒下去，同时抛出那顶渔夫帽，帽檐在风里转了个圈，跟着骨灰一起沉进泛着金波的海里。旁边阿姨的抽泣声飘过来：“老陈，这海比咱们以前打渔的地方还大。”我望着海面，阳光铺成一条金路，像父亲在前面回头喊我：“丫头，过来呀。”
仪式结束后领了海葬证书，红色封皮上写着父亲的名字和撒海日期。工作人员带我们到船尾纪念墙，墙上挂着小白花和便签：“妈妈，我做了您教的红烧肉”“爸爸，我考上大学了”。我把手里的花挂上去，指尖碰到便签纸的温度，突然觉得父亲没走——他变成了风，变成了浪，变成每次拍岸的潮汐。
回来路上妹妹说：“爸应该很高兴吧？”我点头。想起办理过程里的那些暖：接线员的耐心、社区阿姨的回忆、民政局大姐的纸条，还有船上素不相识家属的眼泪，原来海葬不是终点，是换种方式陪伴。
如果有人问深圳海葬怎么办理，我会说：别急，先打咨询电话预约，带齐证件，记得带件外套——海上的风真的有点凉；带点老人喜欢的小物件，比如他的茶或者手表；仪式结束别忘领证书和纪念花。那些看似琐碎的细节，都会变成回忆里的光，照亮失去后的日子。
现在每次去海边，我都会蹲下来摸一摸沙子，风裹着咸味吹过来，像父亲的手轻轻拍着我的背。他终于回到了最爱的海里，而我，带着他的渔夫帽，带着那些温暖的细节，继续往前走。
